杜维明说：“《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》是一个天才人物写的一部天才的著作，一部现代经典，西方‘中国研究’一个时代的象征。很少有哪一部著作能够引发如此普遍的关注，如此持久的讨论与争论。”杜维明说的是大实话。
列文森的这部著作，如今才有中文译本，真有些“千呼万唤始出来”的味道。据说，翻译这部天才著作，乃是十分艰难的、富于挑战性的课题，近十多年不断有人从事于此方面的努力，但多以失败告终，也先后有数部译稿由于翻译方面的原因，最终又不得不从出版社的案头“打道回府”。现在我们明白了，《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》中译本的迟迟不得面世，就相关的研究领域而言，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损失。
列文森通常被视为以费正清为首的“哈佛学派”的中坚之一，与这个学派的其他中坚人物不同，列氏擅长形上思辨，富于想像力和审美感受力，同时，其运思总能关乎自身的生存体验，因而历史在列氏那里呈现的是真实的、活生生生的意义，而不是那种“纯客观的”编年叙述。应当说，列氏乃是以“专业规范”反叛者的形象出现在美国的中国学研究界的，他创立了一种不可重复的新典范。
三卷本巨著《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》欲解决这样一个问题：十七、十八世纪的中国就涌现出了一批唯物主义思想家，他们公开抛弃了先前占统治地位的唯心主义哲学。那么，这是否意味着即使没有西方工业主义的催化作用，看上去平稳的、传统的中国社会，凭借自身的力量也将实现以科学理性的内在精神的现代化？列文森的问题仍旧是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这样一个老问题。这里浮现了一个关于历史的基本预设：历史是“进步”的，而“进步”主要意味着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。传统是中国的传统，而现代是西方的现代，西方的现代化成为人类历史“进步”的普适性样板，科学精神等现代化价值，乃是像中国这样的传统国家“进步”中必当追求的价值。可以看到，列文森的历史观念与现代化观念，总体而言，基本上是西方主流观念支配下的产物，显露出浓厚的“西方中心论”的特色。
列文森论证说，传统中国社会凭借自身的力量难以实现现代化，它主要来自西方的冲击。当然，这并非意味着传统中国社会内部没有紧张与冲突，列氏详尽剖析了这些紧张与冲突的呈现状态，只是他的结论是，这些紧张与冲突最终都没有能够引发真正的社会变革。所以，列氏进而创制了“博物馆”这一著名比喻，借以说明儒家传统的死亡，它只是作为博物馆中的历史收藏物而存在，供人观赏，勾起人思古之幽情，却消失了其在现实的文化中的价值与作用。
《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》中所蕴藏的现代化观念及其运用的“冲击——回应”模式，在美国的“中国学研究”始于六十年代末期的自我反思中一直遭受批评。这种自我反思的主要取向乃是走出传统的“西方中心论”模式，代之以“中国中心论”模式，小心谨慎地“在中国发现历史”。在今日所谓“后殖民”的语境下，中国学人已经热了一阵萨义德的《东方学》，眼下又正热着弗兰克的《白银资本》，据说这些均是“在东方发现历史”旗帜下的“路标性著作”。列文森及其《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》，在这种气候下走进中国学界，怕是有些“髦得不合时”罢。但是，阅读列文森，依然可以促使我们思考：难道东方天生便是如此特殊？如此自圆自足？在这个意义上，列文森来到中国，或许来得正是时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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